漳州可以为过世的人放生吗（漳州萧山哪个寺庙有放生池的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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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世导俗保持位格佛教如何发挥社会功能浅议

历史已跨入了一个新的纪元，面对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、社会经济的日益繁荣，饱经沧桑的佛教怎样承续上个世纪的复苏，迎候那接下来的百年巨变，值得每一位佛子深思，这是一种责任，是2500多年的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；这也是一次机遇，是继佛教僧侣、佛教信徒逐步年轻化、知识化之后，佛教重新与其他宗教、其他社会文化处于同样发展起点的历史机遇。把握机遇，挑战未来，是我们这一代佛教徒的历史使命，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。机遇与挑战并存，在机遇面前，我们需要思索的是怎样迎接挑战，这种挑战来自于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科学技术、宗教异端等各个方面，佛教如何在与各种挑战的碰撞中充分发挥自己的“化世导俗”功能，继续保持自己区别于其他思想文化、其他宗教派别的“位格”，成为新世纪佛教发展过程中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。本文拟就这一课题的可能性、必然性和必要性作些探讨，以期抛砖引玉，共同推进这一课题的研究。

一、从“三法印”原则看可能
法华经云：“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，为使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”。佛陀一生的活动总括起来不外乎一个目的，这就是要告诉众生他在菩提树下所觉悟的一切，告诉众生何为应取、何为应舍，引导众生最终归趣于佛的境界。“开、示、悟、入”四个动词用得极为贴切，它们充分表明了佛陀一生以“化世导俗”为已任的崇高理想和实践精神。“佛之知见”是对佛一生说法四十五年、谈经三百余会的高度概括，也是现存三藏十二部的统称。佛陀晚年所提炼出来的“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、涅槃寂静”等“三法印”是确立“佛之知见”的基本标准。
“诸行无常”指出世间的一切可运动、可变化的东西，包括宇宙的、人生的、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固定不变的实体，都不能常存，也都不可执著。认识到了这个道理，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事物的虚假性，可以激发我们改造现实世界、完善现实人生的热情。
“诸法无我”是说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因缘的假合，作为构成这一事物的各种条件一旦聚合在一起，这个事物就会呈现在我们面前，反之，我们就看不到这个事物。这就告诉我们，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创造条件来满足自己的需要，来实现自己的追求。并非像某些宗教所宣扬的那样，靠神灵主宰一切。
“涅寂静”是人的精神升华到一定程度后的一种质的飞跃，人可以通过对自己主体生命的不断升进，达到与世俗社会生灭现象迥然不同的永状态，这是一种精神的不朽，是人的潜能和智慧的充分发挥，是佛教所追求的最高理想。
由此可见，“三法印”所衡量的不仅仅是作为客观存在的“法”的合法性，同时也是佛教立足人生、积极向上精神的真实写照。

二、从历史变迁看必然
让我们穿越时光隧道，回到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印度。从最初的夜睹明星而悟道，到鹿野苑初转度五比丘，再到后来四十五年漫长的教化生涯，佛陀一生孜孜以求，所为所想无非是要改变世道人心，还世界、人生以本来面目，所言所行无一不在保持佛教之本质立足世间、不崇外力、以众生为本、于觉他中求得觉行圆满。四十五年摩顶放踵的教化活动过后，佛陀垂垂老矣，在经历了常人一般的梳洗、叮嘱后，佛陀涅槃了。佛陀的涅槃是精神升华后的必然归宿，“涅槃”本身昭示人们：人的生、老、病、死是一种铁的定律，任何人都无法幸免，佛也不是万能的，佛也要接受身体老化、朽坏的事实。而佛一生的生命活动却又清晰地告诉我们，人之为人所能把握和所应把握的不朽的成分，就在于人应该是重生轻死的，死的结局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把握和珍惜自己的生命，“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”是佛陀一生所修所行的智慧结晶。它充分揭示了佛教重视人生的基本精神。这种精神给佛教的发展和延续注入了能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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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惜，在佛陀涅槃后百余年，乃至更长的时间里，佛教的发展受到了制约，虽然有政治的、社会的、经济的因素的影响，但是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一些保守的、教条的、僵化的思想占主导地位所造成的。当时的上座派长老们出于对佛陀个人魅力的推崇、出于维护一己之利的的狭隘心理、出于对佛法精神的曲解，极力倡导理论的因循、行持的守旧，反对一切新思想的出现，压制一切新活力的涌现，拒绝一切新潮流的激荡，从而使得佛教所本具的生机和活力难以勃发。

但是，旧的终究要过去，新的必然取代旧的，这是佛教“诸行无常”理论所诠释的内容。佛教徒们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怀旧情结之后，毅然走上了发挥佛陀本怀、抛弃陈规陋习的道路，佛教内部逐步形成了各抒己见、畅所欲言的民主、自由的风气，各大部派风涌出现，一个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全新佛教在公元前四世纪勃发生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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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的也会变成旧的，更新的东西将应运而生。公元一世纪前后，佛教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繁荣之后，由于与社会的脱节，以及思想上的学究化，又一次面临危机。那种只注重理论的丰富性和教学的经院化倾向，严重地制约了佛教的发展。时局的变迁、社会矛盾的转移给佛教提出了新的任务和发展方向。为了响应这种变化，以马鸣、龙树、无著、世亲为代表的一大批佛学思想家应运而生，谈空说有、应机应时，既不违佛理，又化导世俗，佛教因此重又受到了世人的瞩目。那烂陀大学、超戒大学盛极一时，佛理的辩论、宗教之间的相互激荡蔚成风气。

新的未必都是好的，回归本源往往更可取。大乘佛教在经历了近七个世纪的辉煌之后，由于刻意求新走入了密教的泥沼而不能自拔，在印度教、伊斯兰教的围攻和同化下，一种新型的佛教模式密教诞生了，这就是七十三世纪印度佛教的主流形式。密教的兴起寓示着印度佛教本具特色的丧失，也标志着佛教化世导俗功能的褪化，佛教成了一种利己的宗教，成了一种过分追求生理潜能开发而不是心理智慧开发的宗教，佛教迷失了方向，找不到了回家的道路，佛教最终走出了印度。

作为异地佛教的硕果，中国佛教也已走过了两千年的历程。公元前一世纪左右，佛教初传中国，也许是与中国有夙缘，佛教的传入满足了中国统治者的喜好，夜梦金人、遣使取经、梵僧来华、译介佛典，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。从最初的误解为黄老之学的一支，到后来的儒家圣人的同类，中国人的胸襟在汉代还是非常宽广的。处于初传时期的佛教非常谨慎，不敢轻易显露自己的个性，真正显山露水那还是后来的事。神通、灵验是早期佛教的代名词。在与玄学的互补、交融、分离的过程中，佛教逐渐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，成了与儒学并行的中国主流思想之一。

经过汉代的初传，佛教在魏晋南北朝阶段得到了较大的发展，逐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，从而为隋唐时期的鼎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魏晋时期玄学盛行，“谈玄说妙”是当时普遍的社会风气，佛教的“般若”思想因此而有了大力弘扬的土壤，“六家七宗”与“竹林七贤”遥相呼应，玄借佛力、佛仗玄威，“格义”成了当时二者沟通的桥梁，也成了当时大量传入的佛教典籍的主要文字表述形式。南北朝阶段，南、北分治，南方的社会较稳定，基本能够承续这种遗风，慧远、道生等一代佛学家独领风骚，佛性、涅槃等一系列佛学名词的讨论，使人们开始注意到佛教与玄学之间的本质区别；北方因为社会动荡、战争频仍，人心惶惶，终日难安，所以佛教在安定人心、创造和平方面倾注了心血，罗什、道安、僧肇等成为当时的显要人物而受到特别关注。学派峰起也是南北朝时期佛学研究盛行的重大标志，寺庙的建造、石窟的开凿成为佛教与艺术相结合的完美结晶。

隋唐大一统局面的形成，使得社会文化、经济空前繁荣起来，“贞观之治”、“开元盛世”成了盛唐的两大亮点，佛教在这一时期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。佛教徒把握了这一机遇，在南北朝学派峰起的基础上，创造了更加稳固、更加体系化的佛教传播形式宗派。三论、天台、华严、法相、禅、净、律、密八宗共相辉映，中国佛教因此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，吉藏、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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